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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六)(转载)  

2013-01-11 08:21: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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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娼妓之(一)起源与类别

妻之外,可能与男子发生性爱关系,甚至有可能产生爱情的,首先是姬妾,其次是娼妓。当然,如同纳妾一样,嫖妓也是旧社会的事。

什么是娼妓?娼这个字,本写作“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乐人。《说文》曰:“倡,乐(yue)也。”《广韵》曰:“倡,优也。”这个“优”,不是“优秀”,而是“俳优”、“优伶”,也就是戏子、艺人。同样,妓也是这类人物。《广韵》曰:“妓,女乐。”要言之,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定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伎俩”、“伎痒”。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上古时代,倡主要是声乐和器乐演员,妓主要是舞蹈和杂技演员。此外,倡有发歌、领唱之意,伎有随同、伴侣之意,则大约领唱者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为伎。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为区分起见,我们就把前者称为“倡伎”,而把后者称为“娼妓”。

那么,歌星和舞女们,怎么又会变成了男人们的婚外性对象呢?换言之,“倡伎”怎么会变成“娼妓”呢?这就必须略微说一下上古歌舞杂技的性质。

在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包括音乐、舞蹈乃至杂技和歌舞剧在内而统称之为“乐”的东西,原本是用来敬神和媚神的,带有巫术和宗教的性质。因此有人便根据西方妓女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说法,推论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曾有过“巫娼”。所谓“巫娼”,就是女巫充当娼妓,与并非丈夫的男人行淫。这种说法,因为在史书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目前还难以成立。不过,在远古生殖崇拜活动中,倒是确有性行为的。这些婚外性行为,当然也有可能以女巫为对象。但这种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娱神”,而非为了“泄欲”,当然也不收费,所以很难说就是后世娼妓之起源。

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了“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贵族奴隶主们在观赏音乐歌舞之后,要求她们再进行性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则远古原本有与巫女(同时也是舞女)性交的传统,二则舞女们现在也成了奴隶,成了玩物,当然无权拒绝。于是,“倡伎”的任务和性质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献艺”,现在则增加了“献身”;以前只需要掌握台上的技艺,现在则也许还需要床上的技艺。包括男性的倡,也要为有同性恋嗜好者提供服务。直到民国期间,达官贵人们的玩相公、狎娈童,也仍以男戏子为对象,即其遗风。

倡伎向娼妓的转变,大约发生得很早,至少在夏桀时代就开始了。后来,就发展为“宫妓”和“家妓”。

宫妓就是皇宫里的倡伎,系由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歌舞团”直接演变而来,主要从事音乐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会等礼仪活动之需。其中极个别的,大约也要提供性服务,不过多半是“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她们也常常被当做礼品和奖品,赠送给诸侯或赏赐给大夫。这种赠送和赏赐,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色情间谍”和“糖衣炮弹”。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国赠送“女乐二列”,结果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致使一个名叫由余的“圣人”愤而离去。秦国立马将由余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派公子郊迎,拜为上卿,于是秦国国力大增,“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女乐之“功”,真不可磨灭。

家妓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妓、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演变为“家妓”。汉代即有畜养家妓之风,至南北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了。

家妓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严格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操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界乎妓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妓没有,家妓只有“主”。主虽有可能与家妓发生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则决无此事。家妓要成为妾,也要办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的十多个家妓统统注册为妾。另方面,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淫”。所以,家妓也不是“妓”,而是“伎”。

严格意义上的“娼妓”,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春秋初期。在这个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700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妓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妓。

军妓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妓”。起先,军妓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强制性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情、下属情况、遗留问题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咄咄怪事韶光的营妓感情甚好。但因营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交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国并不领情,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着,领得宾珠掌内看”(叹、看二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妓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缰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妓,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妓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于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营妓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妓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覆亡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妓女地位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鼎,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奸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但却可以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挟妓侑酒的故事(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妓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妓,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于是,娼妓便只剩下了一种——私妓。

私妓是个体民营的妓业,其存在不靠“政府计划”,而靠“市场需求”,所以又叫“市妓”。当然,严格说来,只有向政府正式登记注册“有照营业”者,才叫“市妓”;未向政府注册登记的“无照营业”者,则叫“私妓”。后者其实是“暗娼”。但不论有照无照,都是“私营”,也都要按“市场规律”来运作。所以,我们把凡是私营和上市的娼妓,都称之为“私妓”和“市妓”。

私妓在先秦时期便已有存在,但那时是真正的“个体户”,往往是妓女们单干独来,并不形成规模。真正形成规模,是在唐代。唐代的娼妓事业,颇为发达。在宫中,有规模盛大的国家歌舞团,有的还由皇上(如唐玄宗李隆基、前蜀王衍、南唐李煜等)亲任艺术总监;在都市,则有难以尽数的行院、章台、青楼。唐代还有一个规矩:进士及第,必从中挑选两个英俊少年,使之游遍全城,采摘“名花”,号称“两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妓女们纷纷依在青楼窗前,向他们秋波频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何等潇洒乃尔!

宋的民营妓女业也十分发达,而且开始有了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评花榜”,就是品评妓女的等次。主持人和评委,都由经常出入妓院的名士才子担任。这些名士才子,不是落第举子,就是失意文人,再不然就是鄙视功名、号称“千首诗傲万户侯”的“隐于市者”。他们游戏人生,笑傲江湖,寄情于红粉知己,嘲弄着富贵功名,所以封赠妓女的头衔,居然是状元榜眼之类。这就几乎是把妓院等同于朝廷,甚或把妓女选美,等同于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了。

明代除照旧“选美”外,还有了专门研究妓女问题的“学术专著”——《嫖经》。“经”本是极神圣的字眼。儒学中,唯诗、书、礼、乐、易、春秋可以称为“经”,其余只能叫“传”;佛学中,也只有佛祖所言可以称“经”,唯一的例外是《六祖坛经》。现在,嫖妓居然有《经》,士人的堕落,也真可谓至极。

清初和明初一样,也曾“禁娼”。但乾隆以后,又死灰复燃,更加不可收拾。这时,官妓已废,市妓渐无,而私妓则遍于天下。等到太平天国出来禁娼时,妓女们便都跑到上海,在十里洋场开始了她们“现代化”的历程。1864年前后,上海租界人口50万,妓院就有668家,端的生意兴隆,十分红火。

从管仲设“女闾”收费卖淫,到新中国成立取缔妓院,中国娼妓有着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的问题是难以尽说的,而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首先是:男人为什么要逛妓院?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娼妓之(二)青楼的功能

《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娼妓之(二)青楼的功能(070330)

恩格斯说:“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娼妓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

 不过,中国的娼妓问题,似乎还多少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方说,不少人逛妓院,目的不一定是要和妓女睡觉。有的人不过只是在那里坐一坐,喝一杯清茶,吃两块点心就走;也有的经常来和妓女聊天,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却并不发生性的关系,好像两个知己的异性朋友。此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又却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在性以外,又有什么吸引着男人们呢?这就必须略说一下中国古代妓女和妓院的情况了。

中国古代的妓女,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艺妓”和“色妓”。“艺妓”系由“艺伎”演化而来,主要提供艺术娱乐服务;“色妓”则是比较纯粹的“卖淫者”,靠出卖色相和肉体过日子。从娼妓的发展史看,先秦至六朝,大约以艺妓为主;唐宋两代,大约是两妓并存;到了明清,艺妓已属凤毛麟角,基本上是色妓的“一统天下”。总之,艺妓和色妓,是两类不同的妓女。

艺妓和色妓,不但服务内容不同,而且她们本身也有雅俗之别。一般地说,有资格当艺妓的,不但有貌美,还要有才华;不但要有天赋,还要受训练,有的简直就堪称“艺术家”。比如北魏妓女徐月华,是一个箜篌演奏艺术家。有一次,她“徐鼓箜篌而歌,哀声人云,”街上的行人听了,都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会儿功夫,门前就挤满了人。又如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是个诗人,曾写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的诗——《西陵歌》。《西陵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妓女和她心中“白马王子”的恋情,含蓄隽永,朴直优美。正因为苏小小有些诗才,所以后世不断有人写诗怀念她。直到清朝,苏小小墓也还是有名的古迹,有些文人还对她低徊不尽、凭吊不已,可见其影响与魅力之大。

色妓当然没有这样的“档次”和“魅力”。好一点的,凭着年轻貌美,或许还能坐门宰客。差一点的,便只好鹄立街头,翘首拉客。这些妓女,一到傍晚,就徘徊在茶馆酒楼门前,勾引嫖客,兜售自己,谓之“站关”。拉到了客人,讲好价钱,就回去上床。来无情,去无意,纯粹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明清以后,所谓“娼妓满步天下”,便主要是这一类的色妓。

妓女有色艺之别,妓院也有高下之分。

最高级的妓院叫“青楼”。“青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楼房,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比如“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既是。朱门是红漆大门,青楼是青漆高楼,朱门外把守着家丁,青楼内大约就蓄养着倡伎吧?所以到了南梁时,就有了“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刘邈)的诗句。不过这里说的“倡妾”,估计也还只是家妓而已。

到了唐代,“青楼”就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所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李白),所谓“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李商隐),以及“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指的都是妓院。当然,也只有达到“星级”标准的妓院,才好叫做青楼。不过中国人的本事,是从来不怕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比如在宋代,不管是官不是官,都敢称“官人”,故有“客官”、“看官”等称呼。所以,到后来,即便一般妓院,也慢慢地妄称“青楼”了。

青楼上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也是青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艺术兴趣和艺术修养的客人,一般是不会光顾这里的,因为那会使他们白花许多“冤枉钱”。

中档的妓院叫“酒楼”。这里提供的服务,主要不是“声色之美”,而是“口腹之乐”。酒楼的烹调和器皿都极其讲究,而且有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姑娘陪酒。美酒佳肴,鲜汤甜点,弦管笙歌,莺声燕语,彻夜不息。当然,楼上也另有密室以供他用。一到晚上,这些酒楼便会“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一看便知那是灯红酒绿的“红灯区”。

低档的妓院叫“瓦舍”,是政府经营的廉价娼馆。至于民营的下等妓院,恐怕连瓦舍都不是,而只是一间破板壁房,叫“寮”;甚或只是一条破船,好听一点叫“舫”(高级的“花舫”则例外)。明代还有一种叫做“窑子”的地方,是连“妓院”都不够资格叫的,也许只能叫“娼窝”。一般是贫困小民,找一间破窑,弄几个丐女,裸卧其中,让过路人观看。看好了,挑一个,投钱七文,便可一泄其欲。所以,后来人们也将妓院蔑称为“窑子”,将妓女蔑称为“窑姐”,将匆匆行淫称为“打钉”,起源就在这里。

窑子和瓦舍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因为那比较简单。青楼和酒楼就不一样了。人们到那里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的需求。

青楼的主要客户,是比较阔绰的文人士大夫,也有比较儒雅的商人和武夫。他们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获得松驰和宁静,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享受美酒佳肴和音乐歌舞,或者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即便在那里过夜,也是为了在温香软玉中得到一种休息,以便把烦人的政务、扰人的功名和诱人的利禄暂时忘却,体验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

事实上,青楼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首先,青楼的选址就十分讲究,既要在市区,方便客人往来,又要不喧闹,以免影响情绪。一般选在可以闹中取静之处。最好是通衢大道之旁一小巷,曲曲弯弯给人“小径通幽”之感。门前最好有杨柳,取“依人”之义;窗外最好有流水,含“不尽”之情。宅内的建筑,也十分考究。厅堂要宽,庭院要美,前后植花卉,左右立怪石,池中泛游鱼,轩内垂帘幕。室内的陈设,更是精致,须有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望之有如“艺术沙龙”,决非“肉铺”。进入这样的所在,首先便让人心旷神怡,病气、晦气、疲劳之气,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

其次,菜肴、点心、瓜果、餐具、酒盅、茶杯,都要十分精致而洁净。高档的青楼,都有特级名厨主理,服务也极其周到。菜是清淡的,酒是清淳的,茶是清香的,器皿是干净的,再由一双双纤纤玉手捧了过来,莺声燕语,款款待客,全无俗人酒席上的吆三喝六,狂呼乱叫,能不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吗?

第三,最重要的是,是这里有色艺双绝的姑娘。这些姑娘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一个个楚楚动人,仪态万方。尽管作为妓,她们终归是要“卖身”的,但高级的青楼妓女,也并不轻易献身;而不少客人到此,也相当地客客气气。因为和这些青楼女子见面、交谈,听她们宛转的歌曲,看她们清新的字画,性紧张便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况且,修养极高的妓女,其自身的气质,也常会使人有不敢亵慢之感。比如宋代的徽宗皇帝赵佶第一次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就是又喝茶,又吃水果,又看风景,又吃夜宵,又香汤沐浴,折腾了老半天,才见到李师师一面。听了一支曲子后,连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就回宫去了,而万岁爷还感到“意趣闲适”,十分满意。

青楼不但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而且也是欣赏艺术的好地方。事实上,在没有剧院、影院、歌厅、舞厅的时代,青楼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所。尽管中国历来就有国家歌舞团,但那是专供皇上享用的,一般民众难得一睹风采。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人士要想欣赏比较高雅的歌舞,便只好到说起来并不高雅的地方去。古代的妓院,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都能提供音乐舞蹈服务。不同之处,也许仅在于中低档的只有淫词艳曲,高档的则有清音雅声罢了。当然,客人如果高兴,也可以“卡拉ok”一番,有人伴奏,有人伴唱,有人伴舞,有人喝彩,这可是家里面享受不到的乐趣。

有一个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它并非发生在青楼,但却与妓女有关。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行,在天寒微雪中来到旗亭。正巧,有十几个梨园伶宫和四个艺妓也在这里会饮。三诗人便相约说,我们悄悄地等着,看她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大诗人。一会儿,一个艺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大喜,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又一个艺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日前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大喜,也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第三个艺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更喜,又引手画壁说:“二绝句!”。王之焕却指着其中色艺最佳的一个说,一会儿她要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都不和你们争了。过了一会儿,最漂亮的那个艺妓果然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听罢大笑,对高适、王昌龄说,哥们,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在没有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的时代,妓女就是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文人诗作一经名妓首唱,诸妓传唱,便立即家喻户晓,名满天下。前面说过的“评花榜”,是文人给妓女打分;而这里说的“旗亭画壁”一事,岂非妓女给诗人评职称?

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青楼的功劳。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青楼的原因之一。

青楼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妓女的口才。

大约是明宣德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有一次,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陪酒。齐雅秀为了惹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里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是看《烈女传》。妓女看《烈女传》,自然荒唐之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当然是“公侯”。但“公侯”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齐雅秀既戏弄了宰相,又不怕追究,当然极富巧智。如果往深里一想,则不难想到,满朝“公侯”,不过只是“公猴”;“冠冕堂皇”,不过只是“沐猴而冠”,那就真是鞭辟入里,妙不可言了。

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妓,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人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梁,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梁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妓女作陪,社会活动能不生动活性、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妓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

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

 《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娼妓之(三)“婢不如妓"

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妓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妓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

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妓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异性朋友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

男人与妾的关系,首先是主仆关系。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

男人与婢的关系,首先是主奴关系。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妓。

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

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那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妓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

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做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天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

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不能相从,便“情怀抑郁”,乃至“发狂疾卒”;青州府官妓段东美因情人薛宜僚病死,竟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死”。又比如宋代颖妓刘苏哥爱上一个男子,因鸨母束缚,不能结合,便双双联骑出城,登上山顶,面对大好春光,抱头痛哭,活活哭死在郊外。此外,如角妓陶师儿与王生相爱,散乐妓与傅九情洽,均碍于鸨母作梗,不能永结良缘,便一对相抱投身于西湖,另一对相约共缢于密室,双双殉情而死。

这决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因此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闽川名士传》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欧阳詹游太原时,结识了一位妓女,两人情投意合,相爱甚深。后来欧阳詹进京任职,相约到京后即派人来接。妓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一刀剪下发髻,置于匣中,并附诗一首云:“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等到欧阳詹派人来接时,捧回的便是这只匣子。欧阳詹开匣见发,又见其诗,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恸而卒”。以欧阳詹进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妓?然竟为一妓伤情而死,可见其情之切,其爱之真。

这可真是“婢不如妓”了。

事实上,岂止“婢不如妓”,便是妻妾,能获此情者,也实属罕见。其中缘由,颇为值得深究。

显然,这里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无论狎客,还是妓女,他们都不缺少性。青楼女子,卖笑为生,自不待言;而有资格享用营妓或有条件走进青楼者,也大多有妻有妾(当然不一定在身边)。那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说过,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没有恋爱过程的。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无趣的。那么,又有谁愿意天天老喝白开水呢?于是,档次高一点的,就企盼着浪漫,档次低一点的,便渴望着刺激,他们便都寄希望于妓女。妓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却可以与之“做爱”,这难道还不够浪漫,还不够刺激吗?更何况,妓女不但可以成为性伴侣,也可能成为好朋友,从而有可能在她那里获得一种真实的情感。这对于某些渴望真爱者而言,不是极为可贵吗?

妓女对于爱,就更为渴望。

应该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妓女是被当做性工具来使用的。倚门卖笑,送往迎来,逢场作戏,骂俏打情,是她们的“职业”和“工作”。这种罪恶生涯和虚情假意无疑会使她们心灵枯竭、感情麻痹,极大地丧失爱的能力。但是,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有爱的权力和愿望。而且,作为风月场中人,她们比名门闺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叵测,也更懂得友谊的分量、爱情的价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练的妓女,便不肯将芳心轻许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首敦煌曲子,其实道出了不少妓女的心声:她们不是不需要爱,而是深深懂得,像她们这样以色事人、出卖肉体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爱一时间”。这就正好反过来证明了,她们渴望的,恰恰是“爱的永恒”。只不过,她们深知,这种真挚的、忠贞的、永恒的爱,实实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们一旦动了真情,就会格外地炽热和执著,也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死恋”。

不过,这种爱,是不大见容于社会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既然如此,则妓女之爱,便难免不少是悲剧。

有两个例证是经常被引用的,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们分别见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和明代冯梦龙的《今古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故事,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这里只讲霍小玉。霍小玉的母亲本是霍王宠婢,与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无“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们母子便被扫地出门,小玉也沦为歌妓。这种生活遭遇,使小玉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当书生李益向她热烈求爱时,她的期望也不过只是李益在三十岁前,能爱她几年,以后自己便永遁佛门。谁知,李益一获官职,便立即遗弃小玉,另娶“甲族”卢氏。小玉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四处寻访,并不见李益踪影。后来,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来看小玉。这时,小玉缠绵的爱已转化为强烈的恨。她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恋人)的负心,曾引起古往今来不少读者的义愤。其实,真正有罪的,应该说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社会。依当时婚律,“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谓“本色配偶”,也就是只有本阶级、本阶层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说官僚阶层难以与妓女通婚,便是封建阶级内部,也要讲究门第的高下。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要李益放弃卢氏这一“高门甲族”,而与卑贱的歌妓白头偕老,事实上并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为孙富的游说所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那一千两银子,而是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既然无法背叛自己的阶级,当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爱着他们的女人了。

《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娼妓之(四)风雅与才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妓女的爱,便不难发现,这种爱情多半发生在所谓“才子”的身上。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就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英雄们,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标榜的。妓女们如果想爱英雄,便难免会“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像潘金莲挑逗武松那样自讨没趣。才子们便不同了。他们向来就以“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为本色,这就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就像前面说的郭时秀爱王元鼎那样,因“怜”而生“爱”。

更何况,中国的青楼女子,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极有才情的。随便举个例,宋代名臣赵拚,在担任益州路转运使、加龙图阁学士衔而知成都时,有一次偶然看见一位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便随口赞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这实在对得太妙了!“杏花”对“梅子”,“有幸”对“无媒”,而且“杏”与“幸”谐音,“梅”与“媒”同韵,格律工整,对仗贴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妓女尚且有如此才情,其他名妓的水平如何,更可想而知。比如唐代长安名妓刘国容,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来,郭昭述官授天长簿,必须走马上任,两人只好分手。谁知,郭昭述刚走到咸阳,刘国容的情书就追了上来。这封情书只有短短几行,却有如一首小诗。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如此精美的文字,当今的教授者流,怕也多半做不出来,而在当时的长安,也一时广为传诵。再比方说我们前面曾提到的被朱熹诬陷的南宋名妓严蕊,也是一个琴棋书画、丝竹歌舞无所不精的才女。朱熹指控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是唐仲友赏识她的诗才,两个人成了“文友”。酸腐干巴的朱熹诬陷他们,是不是有“妒才”成分在内,不得而知。总之,严蕊被捕后,抗刑不招,不能结案。等到朱熹离任,新官便把严蕊“无罪开释”。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样的才思,这样的诗情,只怕是要让当今诗人都自愧不如的。

事实上,中国的妓女诗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除了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妓女诗人苏小小外,最早又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薛涛。薛涛字洪度,长安人,本是良家女子。后来随父宦游,流落蜀中,便入了乐籍,成为注册登记的妓女。她的口才和文才都极好,15岁时便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差一点当上“校书郎”。暮年,薛涛退居成都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就是有名的“薛涛笺”。薛涛的诗,还曾结集出版,叫《洪度集》。

薛涛的诗,虽然多以情爱为主题,但格调和吐属都相当高雅。比如《柳絮》诗云:“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又如《谒巫山庙》诗云:“乱猿啼处访高唐,路人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也许正因为薛涛才高和寡,所以终生未能找到如意郎君。因此她的诗作,也尤为失意文人所欣赏。

另一位才高八斗的唐代妓女诗人是鱼玄机。鱼玄机也是长安人,字幼微,一字蕙兰,读书万卷,才思敏捷。有一次,她在长安城内看见新公布的及第进士名单,便大生感慨,赋诗一首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就简直是公开表示对男人一统天下的不服,而且要出来叫阵了。于是,鱼玄机把自己变成了高级妓女,并以诗才招揽文人士大夫,一时名声鹊起。其所居之咸宜观,便成了当时有名的一个“文化沙龙”;她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一联,也成了千古名句。

妓女的诗才,有时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位官员李之问。李之问回家后,聂胜琼便寄给他一首情诗《鹧鸪天》。词云:“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真是文情并茂,感人至深,连李之问的妻子读后,都“喜其语句清健”,居然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李之问把聂胜琼娶回家来。

诗才战胜了嫉妒,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以后只怕是不会再出现了。

真正能够欣赏妓女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

文人是妓女的知音。

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有才的人虽然瞧不起无才的人,但对有才的人,却又相当敬重,所谓“惺惺惜惺惺”即是。所以,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那么,也就一定会结交到许多有才华的人。如果这位有才华的人竟是一位妙龄女郎、多情女子,那么天下才子,便一定会趋之若鹜。

前面说过的薛涛便是这样的才女。所以,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张祜、刘禹锡、裴度、牛僧孺、严绶等,都乐于与她唱和往来。据说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才一睹风采,立即为之倾倒,并赋诗说:“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火,菖蒲花发五云高。”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意思很清楚:元稹欣赏的是才,而非色。

事实上,从一开始,文人们对妓女的欣赏,就是才高于色,或艺重于色。从最早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如刘邵的《赵都赋》、王粲的《七释》、傅玄的《朝会赋》开始,艺与才就一直是文士诗人描写的重点。至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把艺妓们的技艺描写得出神入化:“疾如弈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何其动人乃尔!

如果说琴剑乐舞,还是艺妓们的当行本色,那么,诗词曲赋方面的才能和修养,便真是难能可贵。有一次,有人演唱秦观的《满庭芳》,不慎将头一句中的“画角声断谯门”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被一个名叫琴操的妓女听出,在旁纠正。那人反将琴操一军,问她能否将全首词改成“阳”字韵,琴操当场吟道(括号内是原词部分):“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谯门)。暂停征辔,聊共引离觞(樽)。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烟霭纷纷)。孤村里,(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孤村)。魂伤(销魂)。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余香(啼痕)。伤心(情)处,长(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黄昏)。”只有细细品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里改动的,已不止于词韵,便连意境,也有微妙的变化。

这样才思敏捷的妓女,哪个才子不疼爱?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霄剩把争空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的这首词《鹧鸪天》,写尽了才子对艺妓的喜爱。

才子与妓女相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里面无疑有着性爱的内容,但这种性爱,却又带着审美的意味。“无色不成妓”,妓女总是要有几分姿色的。但在才子们眼里,真正能为她们“增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是她们的才华和情趣。这就显然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可以将“性”升华为“爱”了。另一方面,才子们自身,由于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一般也比较风流倜傥。少年才子不必说,便是老诗人们,因其气质风度故,也会有一种审美的魅力,赢得妓女真心的倾慕。两情相悦,爱便生乎其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才子进青楼,首先欣赏的是妓女的才情和技艺,较之纨绔商贾泡娼妇、贩夫走卒逛窑子的单纯“买肉”,先不先就高了好几个档次。由于才子们更看重的是才情和技艺,这就意味着把妓女当做和自己一样有才华的“人”来看待,双方处于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的平等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互平等,便有可能从知音而知心,再由知心而贴心,最后心心相印。

第三,才子与妓女,也互相依赖。才子和名妓,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子是文化名人、社会精英。妓女傍上才子,可以使自己身价倍增。如果竟被才子赏识,便更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妓女是文化传媒、社会热点。才子傍上妓女,则能使自己的作品四处传唱,自然名声大振,也能使自己的形象,增加风流倜傥的色彩。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比如唐代有位妓女应聘时,便曾以“诵得白学上《长恨歌》”为本钱,要求加价而居然获准。又比如,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属下有个叫毛泽民的,也是一个诗人,但苏东坡却不知道。后来,毛泽民期满离任,临行前写了一首《惜分飞》,赠给妓女琼芳。有一天,苏东坡请客吃饭,在席间听了琼芳演唱这首词,问起来,才知道是毛泽民所作,便感叹说:“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第二天,便特函请回毛泽民,两人成了朋友。试想,毛泽民若无妓女琼芳帮他“发表”作品,在苏老先生的眼里,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属罢了。所以妓女之于才子,其实是很重要的。

才子与妓女之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卓异之处。名妓要“色艺双绝”,才子要“文情并茂”,这都非庸常之人所能然者。这就足以使他们彼此惊异于对方的卓越了。自身素质好的人,往往鉴赏力也高;鉴赏力高的人,当然也就更能沙里淘金。一旦有缘,自然一拍即合。

其次,不同寻常的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欣赏,不忍埋没自己的才情。才子曲高和寡,妓女身居下流,表面上看地位天差地别,实际上孤独感是相同的。陆游《卜算子》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的虽然是梅花,说的何尝不是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如此,妓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平时里“黄昏独自愁”,“寂寞开无主”,一旦有人慧眼相识,岂能不以身相许,以情相酬?

第三,才子和妓女都是沧桑感特别强的人。妓女因为看尽世态炎凉,才子因为熟知历史兴衰,对于人生、命运、归宿等“终极关怀”问题,都多少有些思考,至少有一种敏锐而又朦胧的感觉。表面上看,他们锦衣玉食,丝竹弦管,青春尽享,风头尽出,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好景不长。“眼见他盖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人生何处是归程?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妓女以青楼为家,才子以四海为家,说起来挺潇洒,其实心底很酸苦。所以,有些阅历的妓女和有些磨难的才子一旦相遇,便会“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而爱情,也就有可能从共鸣中产生。

无疑,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妓女与才子之间,更多的还是逢场作戏。这其实也正是前述沧桑感所使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何不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青楼薄幸,诗酒年华,趁着春光大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也是一种活法吗?更何况,烟花巷陌之中,又“幸有意中人,堪寻访”呢?

于是,寻花问柳,偎红依翠,对于文人才子,便成了一种风流雅事。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时,在这里听“小语偷声贺玉郎”,自然风光得很;时乖命蹇、失魂落魄时,在此寻访得一二红粉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补偿?所以,“妓酒为欢”,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诗》五万,观妓、携妓、出妓、听妓、看妓、咏妓、赠妓、别妓、怀妓等竟多达二千首,也就决非偶然。

《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娼妓之(五)铜臭与血腥

名士与名妓,构成了青楼的一道风景。

风景总是美丽的,由才子词人构筑描绘的风景便更是如此。然而,在这道美丽浪漫的风景线背后,不堪入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遮不住抹不去的铜臭与血腥。

在中国历史上,除部分由国家统一组织、政府计划供应、专为满足文武官员和三军将士需要的官妓和营妓外,无论国营妓院,还是民营妓院,都是要赚钱的。提供娱乐服务只是幌子,获取高额利润才是目的。妓院这种罪恶的东西,之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真正禁掉,就因为它能给开办营业者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好处。“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在金钱与才情之间,妓院的天平从来就是倾斜的。

明代的《嫖经》就曾告诫各位嫖兄嫖弟,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金钱买卖关系。所以,嫖客们首先必须牢记:“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子建指才,邓通指财,“才”与“财”虽然同音,功能效用却天差地别。只要你有钱,别说是自称曹子建,便是自称比曹子建更有才华,更有成就,妓女也会连连点头称是,秋波暗送,媚眼横飞。如果一文不名,对不起,便是曹植本人到场,也只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看死鬼脸,听风凉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只见鬼打墙。”鬼尚且如此,况娼妓乎?

为了赚取金钱,妓院往往是不择手段的。通常的做法,是妓女与鸨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妓女向嫖客频频示爱,引得嫖客心猿意马,不能自已,急欲成事时,又一再声明“妈妈那里不好交待”,示意嫖客再加钱“买通”。其实,此“通”哪里用得着买?无非是“一个做歹,一个做好,才赚得银子,大是买卖方法”。故《嫖经》云:“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当然,如果是名妓,也可能相反:鸨母笑脸相迎,盛情款待,一再表示愿意“玉成好事”,一切一切,都“包在老娘身上”,但那位“小姐”,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架子端得比公主还大。这其实也无非是抬身价,吊胃口,为索要高价作铺垫。“老道”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

当妓女与鸨母狼狈为奸、通同合伙、装神弄鬼,拼命从嫖客身上榨取钱财时,她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

第一种是“幸灾乐祸”。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那种憎恶卖笑生涯而又无力自拔者,或是受过嫖客欺骗、污辱、迫害者。她们把对于这一“行业”的仇恨倾泄在嫖客身上,把榨取嫖客钱财作为报复手段。所以,她们越是仇恨嫖娼宿妓,就越会“努力工作”,越会拼命榨钱。最后,到自己临终前,很可能把这些“血泪钱”付之一炬,或投入大海。

第二种是“得意洋洋”。持这种态度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爱财”,一种是“逞才”,即把榨取钱财看作自己有本事、有能力、身手不凡的一种表现,因此她们也会相当地“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窍门,也会不断翻新。有的妓女之间,还会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当然与鸨母之间,也会配合默契,彼此心领神会,共同对付那些有钱的“傻冒”。

第三种是“听其自然”。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既不“热爱”又不“憎恨”妓业者。她们认为,鸨母爱财,是没有办法的事;嫖客好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就随他们去好了。反正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无非做一天娼妓卖一天笑,做一回婊子献一回身。因此,她们对于鸨母的指使,便既不反抗,也不热心。一般地说,只要能挣到钱,鸨母对她们也还能容忍。但为了防止她们“消极怠工”,时不时地敲打敲打、教训教训,自然也是免不了的。

第四种是“矛盾痛苦”。持这种态度的,多半是些“有良心”的妓女。作为妓女,她们深知如不能获得巨额利润,自己便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当她们遇到一位真心体贴自己的“恩客”时,又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有的甚至还会拿出私房钱来“倒贴”。比如唐人传奇《李娃传》中的李娃便是。一开始,李娃不但把荥阳公子的钱财榨了个精光,而且和鸨母通同作案,在荥阳公子一文不名时将其遗弃。但是,当后来看到这位情郎被害得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挣扎在死亡线上时,李娃又搭救了他,还帮助他一举登第,取得了功名富贵。这篇小说“大团圆”的结局,虽未免庸俗,但写李娃心态,应该说还算准确。

其实,无论妓女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榨取嫖客钱财的主谋者,更不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主谋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妓院的女老板——鸨母。

鸨母本指老妓,即“妓女之老者曰鸨”。妓女这行当,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事业”。任你当年如何风光,一旦人老珠黄,便一文不值。因此,妓女退役的年龄,也相当早。退役之后,有些没什么出路的,或者迷恋青楼、贪恋钱财的,便用自己走红时攒下的私房,租几间铺面,雇几个小妞,自己升格当老板,这就是鸨母。鸨母大约是少数几种最令人憎恶的“行当”之一。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连太监,也出了郑和这样值得歌颂的人物。但是,古往今来,有过值得歌颂的鸨母吗?没有。中国历来只有“名妓”,没有“名鸨”。鸨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是丑恶形象: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教唆卖淫,勾引嫖客,诈骗钱财,拆散鸳鸯,认钱不认人,狗眼看人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等等,都鸨母的“德行”。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鸨母能混个“中间人物”当当,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鸨母遭人憎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鸨母是妓女卖淫的直接教唆者、指使者、操纵者和受益者。因此,当人们痛恨卖淫嫖娼,又不能认识到这是那个万恶旧社会所使然时,一腔义愤,便会倾泄在鸨母的身上。其实,认真说来,鸨母也是妓女制度的受害者,因为鸨母十有八九出身于妓女。但是,鸨母的这一出身,不但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反倒只能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因为你明明知道当妓女不是人过的日子,还要把好端端的女孩子往火坑里推,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鸨母之遭人憎恶,这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卖笑卖色卖身的是妓女,收钱的却是鸨母,这就叫人愤愤不平。你有什么资格收钱呢?所以,不少“恩客”,在照付了鸨母索取的“茶钱”、“酒钱”、“过夜钱”以后,还要对妓女另付“小费”(其实有时数量并不“小”),便带有这种心理的成分。在他们看来,付钱给妓女是应该的,付钱给鸨母却很“冤”。这种被“冤枉”的感觉,就使他们痛恨鸨母。

第三,在整个嫖宿过程中,鸨母担任的是十分“不光彩”的角色。所谓“不光彩”,就是只知道要钱。妓女不管怎么说,还有艺、有色、有性、有情,鸨母却只有虚情假意、装模作样、弄巧卖乖、投机行骗,这当然就极其让人恶心。

鸨母遭人憎恶,也有自身的原因。

一般地说,鸨母的心理都比较狠毒。鸨母原是妓女,心理本不健康;现在又人老珠黄,心理更易变态。第一,正如升任婆婆的女人难免虐待媳妇一样,升任鸨母的妓女也往往会把从前受过的一肚子气都出在年轻一代身上,有可能对她手下的妓女格外刻薄和狠毒。第二,鸨母当妓女时,是不缺少性生活的;而一旦当了鸨母,则可能再无性快乐。这种由热而冷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性苦闷、性压抑,也容易使她们心理变态。第三,自古有“名妓”无“名鸨”,鸨母总是“无名英雄”。尽管为了钱财,鸨母极望妓女受人宠爱,但这种宠爱又无不时时刺激着她们的神经,使她们对妓女产生一种同性之间的嫉恨,并导致对妓女的迫害。

当然,导致鸨母狠毒的最主要原因,还是钱。如果不是为了钱,是不会有任何女人要去当鸨母的。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对妓女加紧进行训练,甚至不惜在训练中动用私刑;为了钱,鸨母就必须强迫妓女接客,而不论那嫖客是老是少、是黑是白、是胖是瘦、是俊是丑、是温柔多情还是粗俗可鄙。这就对妓女身心两方面都造成了伤害,因此无论妓女,还是同情妓女的人,都会对鸨母恨之入骨。

其实,妓院中还有比鸨母更可恨的人,那就是所谓“龟奴”,即俗称“王八”的那些男性职员。龟奴最早可能是卖淫女子的丈夫,也可能是人贩子。正因为他们是妓女的丈夫,或鸨母的丈夫,或有丈夫名义者,所以叫“忘八”。所谓“忘八”,就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或忘了第八个字——耻,也就是“无耻”的意思。“忘八”谐音“王八”,而“王八”就是“乌龟”,所以这些家伙便叫做“龟奴”。

龟奴的无耻,一方面在于他们寄生于妓女,靠妓女的卖身钱来供自己享乐挥霍;另方面,也在于他们时常欺负妓女,骚扰妓女。在嫖客面前,他们低三下四,比狗还不如;在妓女面前,他们又摆出一副“老爷”派头,还时不时趁机占妓女的便宜。自己不劳动,靠妓女卖身为生活,已是人格低下;趁嫖客不在时去满足性欲,更是人格卑劣。如果说,鸨母九分可恶之外尚有一分可怜,那么,龟奴便是十恶不赦、十分可恶的“王八蛋”!

一部娼妓史,不但充满铜臭,而且充满血腥。

纵观历史,妓女的来源,无非四种:一是罪人家属,二是战俘,三是为生活被迫走投无路者,四是被人诱骗拐卖者。无论何种,都是被迫走进娼门。换言之,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对人权的践踏、人格的侮辱和人性的蹂躏。因此,一部娼妓史,也就是妓女的血泪史。

妓女最悲惨的遭遇,是不被当作人看。的确,历史上是有一些名妓,风头出尽,青史留名;但这样的名妓,在妓女的总人数中,又占得了几分之几?更何况,人们在骨子里,也未必把她们当人看。王安石和朱熹要找同僚的岔子,不是就随随便便地把两位名妓抓起来严刑拷打吗?不少一代名妓,到了晚年,不也穷愁潦倒,流落街头吗?至于一般的妓女,其生活更不堪回首。鸨母的虐待,狎客的戏弄,路人的白眼,都是家常便饭。妓女,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格尊严,最被人看不起的。直到现在,中国不是还有一句极为刻毒的骂人的话,叫“婊子养的”吗?

事实上,无论诗人们如何诗化青楼,把青楼风光描写得宛如天堂,把妓女们的风姿描写得宛如天仙,妓女的生涯都决不会像她们上演的节目那么美妙。私妓要为金钱所左右,官妓要为权势所压迫,她们不是商品,便是玩物,哪有人格可言?唐代金陵有一群花花公子将一名营妓狎弄致死,居然又一把火把她烧了。岭南乐营妓女在席上得罪了宾客,就被长官处以棒刑,打完了,还要赋诗嘲笑,说什么“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简直是恶霸土匪又加文痞流氓。写得出这样诗句的人,想必挺有“文化”,但其心肠,却真是阴如蛇蝎,毒如豺狼。政府管辖的妓女命运尚且如此,黑帮“保护”的妓女,其命运便可想而知。

妓女所受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由于长期不被当作人看,不少妓女内心世界都相当苦楚和压抑。屈辱感、自卑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对此身无靠、前途渺茫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折磨着她们。即便锦衣玉食、华灯艳彩,或者名登花榜、技压群芳,所有这些“享受”和“成功”,都无法弥补其痛苦于万一。为了谋生,也为了排遣这苦楚和压抑,她们不得不强装笑脸,在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真情了。因此,一到人老珠黄,无笑可卖时,她们便会变得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在孤独寂寞中,背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凄凉地死去,连灵魂也得不到安宁。这是极不人道的事情。

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能让这种现象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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